唐诗与传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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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 165 次 2018-12-13 14:07 

“安史之乱”之后,唐玄宗逃往四川避难,这正是李思训《明皇幸蜀图》的绘画背景

新体式与新制度

开元年间的一天,下着小雪,诗人王昌龄、高适和王之涣一起到一个叫旗亭的地方喝酒。此时酒楼上正有十几位伶人表演,三人一边拥着火炉欣赏,一边秘密约定:“我们都以诗齐名,一直难分高下,今天正好可以悄悄观看众人表演,如果谁的诗被唱到最多,则为优胜。”不一会儿,有歌妓唱道: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。”王昌龄便在墙上划道:“一绝句。”很快,又有歌妓唱道:“开箧泪沾臆,见君前日书。”高适也在墙上划道:“一绝句。”下来的歌妓接着唱道:“奉帚平明金殿开,强将团扉共徘徊。”当王昌龄在墙上划道“二绝句”时,一旁的王之涣坐不住了,他指着其中最漂亮的一位歌妓说:“前面几位庸脂俗粉,所唱不过下里巴人曲子,如果她演唱的还不是我的诗,我就拜你们为师。”果然,接下来的歌妓所唱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”,正是王之涣的名作,众人于是笑作一团。

这是一则记录在中唐文人薛用弱传奇小说集《集异记》中的轶事。或许再没有比这样的情景,更能说明唐诗的兴盛还有传奇的特点。有唐一代,诗歌、传奇,并称奇作,达至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
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。”长期以来,唐诗已成为人们审美想象的某种标杆。诗歌为何以唐为盛,或者说,最好的诗歌为何会出现在盛唐?除了诗学内部的因素,学者葛晓音将其总结为:“盛唐之所以令诗歌恰逢其时,又因为这是一个情感超过思理的时代。盛唐诗人对于诗歌虽有自觉的追求,却没有系统理论的约束;对于时代虽有认真的思考,却没有深刻的理性思辨。热情、爽朗、乐观、天真、富有幻想和进取精神——盛唐诗人所有的这些性格,乃是属于纯诗的品质,因而最高的诗必然出现在盛唐。”

即便如此,唐诗并非一出手便不同凡响,为开元、天宝年间诗坛的繁荣,它足足准备了百年之久。这一被称为初唐的时期,虽然也有“四杰”、陈子昂这样少数的革新者,但它仍属于宫体诗的时代。南北朝时期,诗歌代表的美学成就已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标志,北朝以扣留出使的南朝诗人表达这种文化上的钦慕,当时的大诗人庾信、王褒、徐陵都是例子。这种军事上的强势、美学上的弱势,一直延续到唐太宗以后的皇帝。作为宫廷娱乐活动的重要内容,宫体诗的兴盛不难理解,用学者吴光兴的话说,初唐前30年诗人的典型特征是,“脑袋都被徐陵摸过”。

清人蘅塘退士编撰的《唐诗三百首注疏》,成为近世最流行的唐诗选本

然而,一个世纪的时间并未浪费,正是宫体诗为后来被称为“唐诗门户”的律诗这样一种新体式的最终确立,奠立基础。律诗体式的确立,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唐诗兴盛最为核心的内因。“站在文学史的本位看,因为唐人发明了律诗的体制,唐代虽然灭亡1000多年了,人们写古诗还是要用这套东西。”吴光兴说。

当然,这一体制的建构更为漫长,从建安时期写诗注重对句,到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发明“四声”,到后来的调平仄、三部式结构,律诗一直到8世纪初,才由唐中宗时期的宫廷诗人沈佺期、宋之问确立。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他的著作中,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律诗写作的三部式结构——头两句介绍事件、中间写对句、结尾表达旨意——与宫体诗写作的内在联系:“在宫廷诗中,对偶句是诗体的兴趣中心。‘对属能’是迅速作诗的首要必备条件,一旦掌握了这一技巧,朝臣们就能很快写出中间部分,把精力用来写出精巧的结尾。”

这种富有规则感的写作模式,听起来似乎是对想象力的侮辱。其实不然,正因为有了法度,诗歌写作变成可以快速习得的技能,随着写作群体的扩大,才能超拔者自然不再受到法度的限制。事实上,唐人正是这样学习写诗的。在《旧唐书》中记载了一次有趣的家宴,宴会上,大家玩起了用四声咏物品的游戏,结果不等大家发言,四岁的杨绾便指着铁灯树说“灯盏柄曲”,一时震动。

尽管如此,在初唐这样一个门阀制度尚存的时代,诗歌依然带有浓厚的贵族文学的特点。如何让它与更广泛的人群发生关系,便需要新制度的支持。这便是隋代创立、至唐已发生变化的科举制度。

唐高宗永隆元年(680),诗歌写作被引入了进士考试。在当时,做官最主要的途径依然是世袭,科举制度不过是面向寒门和大家族的远支开放了一条上升通道。据陆威仪在《哈佛中国史》唐代卷的统计,整个唐代,只有10%的官员通过科举选拔而出。尽管如此,张说、张九龄这两位玄宗朝的宰相,盛唐诗坛最主要的扶持者,正是科考出来的寒门子弟。

与之后科举制度不同,唐代科考有所谓“温卷”的传统。宋人赵彦卫在《云麓漫钞》中的一条记录,“唐世举人,先籍当世显人,以姓名达诸主司。然后投献所业,逾数日又投,谓之‘温卷’”,被普遍认为与唐代诗歌与传奇的兴盛密不可分。汪辟疆在《唐人小说》的序言中便据此议论:“如《幽怪录》《传奇》等皆是。盖此等文备众体,可见史才、诗笔、议论。至进士,则多以诗为贽。”尽管后来学者已论证赵彦卫的记载并不准确,但无可置疑的一点是,唐传奇的杰作多出自进士之手。

对旧诗歌秩序最后的致命打击,来自玄宗在722年发布的诏令。这条诏令禁止诸王招揽大量宾客,如宇文所安所说,这无疑结束了宫廷诗的一个重要支持根源,也关闭了在京城获得诗歌声誉的旧途径。

在新的体式与制度之外,不应忽略宫体诗反对者的贡献。陈子昂的批判是当时诗坛的一股清流,所谓“彩丽竞繁,兴寄都绝”,就是说那些采用新体写作的宫廷诗,虽然文辞华丽,但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主意。绮丽的句子,风格化的寄托,加在一起,就是浮现在地平线上的盛唐诗歌。

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学

在唐人眼里,并没有所谓盛唐诗歌的概念。就事实而言,即使是唐代的头号诗人杜甫,最重要的诗学成就也是在“安史之乱”以后的中唐取得,中晚唐的诗歌,更是此起彼伏,高潮迭起,似乎很难以开元、天宝年间的诗歌写作,来囊括唐诗的全部成就。确切地说,对盛唐诗歌的推崇,宋人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居功至伟,后来更逐渐被建构为一种诗学常识。

但不管怎样,盛唐是一个大诗人辈出的时代,作为一种只能被追慕的想象力与美学标准,经过严羽下面这段论述而深入人心:“盛唐诗人惟在兴趣,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,不可凑泊,如空中之音,相中之色,水中之月,镜中之象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

这种唯在兴趣的写作,如果换一个说法,那就是在盛唐时代,诗歌完全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呈现。假如你是一个盛唐的读书人,不会写诗那是难以想象的。

对那些聚集在长安或者往返于长安与各地之间的诗人来说,诗歌就是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。那时的诗人,无论见面、分别、宴会,都要写诗。据载,那个以写作七律《黄鹤楼》著名的狂放诗人崔颢,有次拜见开元时代的文坛名士李邕,献给他一首以女子为主人公的诗。结果让李邕十分厌恶,不但拒绝接见他,还对身边的人说:“小儿无礼。”

科举、入幕、从军、隐居,唐代文人的生活选择丰富多彩。由此带来的分别场合,便产生了大量著名的饯别行旅诗。早在初唐,王勃便以诗句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无为在歧路,儿女共沾巾”,写下了那个时代的昂扬。盛唐时期的诗人亦各有名篇。长安大诗人王维写下的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,入乐之后更成为当时的流行曲目,一直到宋代还为人仿作。李白的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,则将汪伦的名字永远留在了诗歌史上。

出游同样少不了诗歌。天宝十一载(752),岑参、高适、杜甫、储光羲、薛据等人一起在长安游历,登上慈恩寺塔(大雁塔),兴尽之余,五人都写有纪游之作。在这首难得的同题诗创作中,宇文所安发现了盛唐时期两代人在风格上的差异:“长辈诗人储光羲和高适的诗较为正规和较讲装饰,杜甫和岑参的天宝风格较有气势和较富想象力。”

李白的《上阳台帖》被视为诗人唯一流传至今的墨迹

盛唐诗歌中,后来被引为大宗的边塞诗,与诗人们游边从军的选择密切相关。比起后来的王朝,唐代一直是开疆拓土的扩张性国家,这也为诗人提供了弃笔从戎的机会。在吴光兴看来,某种程度上,“游边也是为了取功名,由于边关将领有举荐的权力,可以升迁更快”。

边塞诗是一个陈旧的题材,从王翰的《凉州词》、高适的《燕歌行》到李白的《战城南》,包括王昌龄也写下了大量边塞诗,其中就有那首被称为“唐代七绝压卷之作”的《出塞》: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度阴山。”但边塞诗的集大成者,无疑属岑参。

岑参能写好边塞诗并不奇怪,自天宝八载(749)出任大将高仙芝的幕僚后,岑参跟随他抵达在中亚库车的驻地安西。战争惨败后,他后来又在名将封常清幕府担任判官,在中亚的北庭和轮台待了几年。用现代学者郑振铎的话说:“唐诗人咏边塞诗颇多,类皆捕风捉影。他却句句从体验中来,从阅历里出。”岑参的诗歌,不但写到西域边塞的寒冷,“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。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同样写到极具异国特色的火山:“火山突兀赤亭口,火山五月火云厚。火云满山凝未开,飞鸟千里不敢来。”

隐居之风,在盛唐也非常流行。这与君主为了粉饰太平,热衷征召山野的隐逸高士密不可分。唐代士人仕宦失意,多隐居终南山,因为这里临近长安,易于流播声名,以便为朝廷征召。当时的著名道士司马承祯便带着不屑说,终南山是“仕宦之捷径”。当然,对于更多士人来说,半官半隐的生活无疑最为理想。唐代官员,待遇优厚,十日一休沐,让他们有条件购买别业,享受田园山林趣。这也促进了盛唐诗歌中另一大宗山水田园诗的兴盛。

据研究者葛晓音的考证,王维大约在开元十八年(730)隐居于淇上,后来又在终南山辋川边得到宋之问当年的别业,过着流连山水、半官半隐的生活。其间,王维写作了大量山水田园风格的诗歌,其中诸如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等简淡自然而又意蕴深远的描写,在当时人看来代表了诗歌的最高成就。换句话说,在开元天宝年间,王维才是当世头号大诗人。对于这种代表盛唐感受的诗美,吴光兴分析道:“山水,只是他的面具。虽然不是每句写景,但最用心的地方要有一段景象,写景象,但里面有个主意,有诗人的审美感受。为什么唐诗高不可及,就在这里。”

尽管作为长安诗人的代表,王维为当世推崇,但李白很快从蜀地把夸张的想象力带到了长安。“君不见,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!君不见,高堂明镜悲白发,朝如青丝暮成雪!”此前,有谁像李白那样以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写作?长安的许多读者和年轻诗人为之着迷。与此同时,在同样狂放不羁的贺知章的举荐和“小迷弟”杜甫的描述中,李白傲然于世的诗人形象得到了空前塑造,所谓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不过,李白在去世后的几十年里显得声名沉默,直到中唐另外一位大诗人韩愈,将他与杜甫一起奉为盛唐最伟大的典范诗人。

站在韩愈另一面的大诗人白居易、元稹,显然对杜甫更为推重。在写给杜甫的墓志铭中,元稹将杜甫视为一切诗歌体式的集大成者:“余读诗至杜子美,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。”兼擅各体之外,杜甫在“安史之乱”后写了“三吏三别”为代表的“即事名篇”的新乐府诗,使他的成就溢出盛唐诗歌的范围,隐隐开启一个新时代的先声。

王维不仅是盛唐时代的代表诗人,还是著名画家,图为他绘制的《伏生授经图》

进士阶层的新趣味

天宝十四载(755)冬天,“安史之乱”的爆发,给光辉灿烂的盛唐时代画上一个令人叹息的休止符。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的反复陷落与遭受劫掠,包括唐明皇与杨贵妃那段缠绵凄艳的感情生活,都成为中唐以后文人反复吟咏的话题。只是,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,还要迟至几十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年间,那是属于白居易和唐传奇的时代。

诗歌史上将这一引领唐诗第二个高峰的变化,称为“元和诗变”。经逢战争乱离,和整个社会的下沉,这一时期的诗人追求诗文有所承担,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复古。其中的代表白居易便认为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,希望继承《诗经》的优良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,为此发起批判社会问题的“新乐府”运动。

诗风转变的背后,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。最重要的变化,是出现藩镇林立的局面。在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的第二年,随着玄宗皇帝在四川颁布的《幸普安郡制》,藩镇正式拥有了财权和辟署权(节度使有在自己所统辖的州县行政系统之外另建幕府之权力)。在一些研究者看来,这一重要变化,与中唐之后传奇的兴盛,有着密切关系。

据学者戴伟华的统计,中晚唐文人十之八九都有过入幕供职的经历,当时的名士李公佐、沈亚之、牛僧孺、段成式都是如此。士人们在朝廷与藩镇之间、藩镇与藩镇之间的流动更加频繁,相互交流奇闻轶事的机会也大大增加。曾担任夔州刺史刘禹锡幕僚的韦绚,在他所整理的《刘宾客嘉话录序》中写道:“丈人剧谈卿相新语,异常梦语,若谐谑卜祝、童谣佳句,即席听之,退而默记。”阅读唐人传奇的单篇作品,诸如《李娃传》《任氏传》《离魂记》《庐江冯媪传》《冯燕传》等等,也都能发现作品从“昼燕夜话,各徵其异说”到“握管濡翰,疏而存之”的撰写过程。

出身寒微的进士阶层的大量涌现,也带来了这一阶层新的趣味:生活态度欠严肃,热烈地追求官能刺激,富有浪漫气味。这种新的文学趣味,不仅反映在“大历之风尚浮,贞元之风尚荡,元和之风尚怪”的诗学风格中,在唐传奇的故事中也时有反映。

《霍小玉传》《李娃传》,同样都讲述了一个科考、妓女和年轻士子纠缠的故事。事实上,长安城的北里,也叫平康里,这个大量出现在唐传奇中的地名,就有官方登记备案的娼妓。这些人大都受过诗文写作与音乐表演的训练,除了为官员、商人和贵族提供服务,他们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正是科考士子。因为在北里附近的一个坊里,就是国子监和科举考场,故而赶考的举子经常在附近租房居住。

“传奇”之名最早见于晚唐裴铏的小说集《传奇》,从宋代以后,逐渐成为人们对唐代小说的一个称呼。但是,据李鹏飞的研究,宋人所认为的“传奇”一般指包含一些奇异内容的唐代爱情小说,到元代,进一步扩展为包括爱情小说在内的更多的唐代小说。在这一历史概念的演进中,唐传奇更多指向那种搜奇记异、写作上“叙述婉转、文辞华艳”,具备比较自觉虚构意识的作品。

在风气开化的唐代,道佛思想历来盛行。加之中晚唐士人感觉到的某种失意与幻灭,反映在传奇中,经常会有以短梦历尽一生的描写。其中的代表就是李公佐的《南郡太守传》与沈既济的《枕中记》,这两部传奇还为人们贡献了两个成语:南柯一梦与黄粱美梦。

唐代的长安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,除了各国数目巨大的遣唐使,街头的外国商人也比比皆是。据陆威仪的研究,回鹘人垄断了长安的高利贷生意,葡萄酒店则普遍由粟特人或操吐火罗语的商人经营,此外,娱乐和娼妓业也具有强烈的异国风情。而在葡萄酒店铺里服务的胡姬,与外国葡萄酒商一样,一直是唐诗与其他艺术喜欢的主题。传奇中,也随处可见胡人的身影。在《任氏传》里,主人公郑六与狐仙任氏在外面过夜后,天亮前到达他所居住的坊门前。因为坊门仍旧关闭,他只能暂时待在门口胡人的饼店里。在《霍小玉传》中,帮助小玉设计找回李益的黄衫客,背后跟着一个剪去头发的胡人小孩。

而在裴铏所著《传奇》中的《昆仑奴》,胡人则被当作主人公加以描述。这位崔生家中的奴仆磨勒,不但善解人意,而且具有高超的武艺。他携铁锥越墙击杀恶犬,背负崔生和歌妓轻松飞跃院墙,谈笑之间,成全了两人的一段爱情。当歌妓后来被主人认出,崔生被迫将磨勒供出时,昆仑奴则持匕首突破数十人的围攻,绝尘而去。十多年后,崔家有人还在洛阳认出在街头卖窑的磨勒,容颜没有丝毫改变。显然,将相貌迥异的异域胡人,想象为身怀异术的奇人,对传奇作者来说,并不难以理解。

在诗歌与小说高度繁荣的中晚唐,传奇与诗歌互动频繁。不但一些著名文人,诸如元稹、韩愈、柳宗元等人,都兼具诗人与小说家的双重身份,在许多传奇作品中,主人公吟诗唱和,借以抒发情意,或者精怪用诗歌暗示自己身份,屡见不鲜,这也赋予了唐传奇浓厚的诗意。而最能表现诗与传奇互动密切的,莫过于用诗文表现同一题材的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与陈鸿的《长恨歌传》。

不管是诗,还是传奇,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盛行的民间俗讲、说话之风的影响。无他,一个市民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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